2022年10月24至25日，由景德镇陶瓷大学主办，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研究中心、考古文博学院、元青花研究中心、教育基金会承办，中国收藏家协会古陶瓷学术研究委员会、景德镇陶瓷大学博物馆、景德镇市东方古陶瓷研究会、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协办的景德镇陶瓷大学“求古归元”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艺术实验大楼学术报告厅举行。海内外的27位专家学者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出席景德镇陶瓷大学博物馆元青花馆开幕式的专家学者合影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名誉院长江建新研究员《从近年考古出土资料谈元青花生产与相关问题》，介绍了上世纪80年代、2012-2015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北麓、落马桥窑址、湖田窑遗址的抢救性考古资料，通过器型、图案及颜色对样品类型学分类，结合历史典籍类资料的比较、归纳分析，认为与多地窑址出现具有元代早期特征的“玉”字铭器与文献《元史·祭祀志一》印证，当是至元十五年浮梁磁局成立之初定烧的祭器。“玉”字铭器物与“枢府”铭器物的胎釉及形制相同，与《格古要论》载“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印证，这两类瓷器都为浮梁磁局烧造的早期产品，亦即“御土窑”器。落马桥窑址使用“御土”，烧造了“御土窑”器，进一步揭示落马桥窑址与浮梁磁局的关系。综合湖田窑、珠山御窑厂北麓发掘情况，在元初景德镇浮梁磁局没有相对独立的官窑场，而将“御土”“御土窑”“浮梁磁局”相联系，认为浮梁磁局是利用在民窑场烧造官用瓷器。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辛礼学先生《浅谈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藏元青花瓷器研究》，根据类型学和图像学对“石屿二号”沉船携带的陶瓷和青花纹饰分类，利用类型学等手段对元青花的器型、纹饰、制作工艺等进行整理研究与数据统计，探求元青花瓷器的文化、科技、艺术、使用、经贸价值；检测分析馆藏元青花胎、釉、彩成分与结构状况，探讨其产地原料、出水地点、贸易线路等；对馆藏出水元青花瓷器保护修复探索，确定不同残损状况下的最佳陈展和利用方式。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张红星先生《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元青花及相关问题探讨》，以内蒙古发现的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元青花瓷器的使用群体、运输传播途径等问题。目前，内蒙古12个盟市中，除乌海市、呼伦贝尔市、巴彦淖尔市外，其他9盟市均有元青花的发现，完整器（或较为完整）30余件。器型几乎涵盖了已发现元青花的绝大部分器型，且均为景德镇窑烧制。 

湖南省常宁市文化遗产事务中心徐兴华先生《湖南出土元青花瓷器及初步分析》，梳理湖南出土资料，认为元青花普遍呈“白釉闪青”现象，是宋代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器的自然延续，并影响至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器。就釉彩装饰而言，可称之为青白釉瓷器的蓝花装饰。元青花的装饰图案具有“随形构图”的特点，与青白（枢府）釉瓷器的印花装饰融为一体，形成了赏心悦目的创新装饰。常德澧县窖藏的瓶炉组合具有明显的“三供”特征，文化内涵值得深入讨论。

冲绳县立艺术大学森达也教授《日本冲绳发现元青花瓷》,从琉球王国、对外交流路线、归仁城址出土的中国瓷、首里城考古等，介绍冲绳城堡遗址出土的元青花瓷。冲绳地区是日本出土元青花最多的区域，数量比日本其他地区总数还多。归仁城出土的中国瓷以龙泉窑最多，之后是福建窑、景德镇窑，但景德镇窑瓷多为高档瓷，猜测龙泉窑官器是洪武帝送给中山国王的赠品。首里城出土了大量中国、越南、泰国、日本和韩国的陶瓷，在1994至1995年的发掘中，SK01号灰坑出土瓷器1162件，中国瓷器最多，以龙泉窑青瓷为主，多为空白期产品，器型大多是碗和小盘。

新加坡国立大学戴柔星博士《新加坡白礁水域出水青花瓷》介绍了新加坡最新的沉船遗址考古资料。新加坡商业打捞公司水下作业人员在新加坡白礁海域发现一艘沉船，船货几乎清一色的中国瓷器，是已知运载青花瓷船货最早的中国平底沉船。历经四年考古工作，出水陶瓷和其他文物4.4吨。截至2021年6月，已完成清理的中国瓷器中，以重量为单位是龙泉青瓷占48.1%，福建磁灶窑占34.23%，福建其他类型瓷器占1.33%，景德镇白瓷、青白瓷占12.03%、景德镇青花瓷占4.25%，其他瓷器占0.7%。考虑到这一时期青花瓷处于外输初期，其百分比较低是可以理解的现象。

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研究中心张茂林研究员《再议青花瓷的定义及元青花的胎釉组成配方》从四个方面阐述元代青花瓷特点。一是青花定义的再探讨。从瓷器釉彩名，白地蓝花瓷器的专称以及在瓷坯上以钴料画出各种图案或纹饰等方面说明，结合具体案例对青花瓷进行了再定义，即青花瓷是用钴料在瓷坯上描绘纹饰，施透明釉，或先施透明釉再用钴料彩绘，高温一次烧成后呈现蓝色花纹的瓷器，分为釉下彩青花瓷和釉中彩青花瓷。二是元青花胎体的“二元配方”；通过文献与科学分析数据相结合得出元青花“二元配方”的概念，即应是瓷石加沉积粘土或者瓷石加原生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优点是提高了可塑性（二次沉积黏土）、降低了成本、部分铝含量的提升，有助于大件器物烧制，同时指出元代景德镇胎体配方存在多种模式。三是元青花瓷釉的特征。景德镇陶瓷大学元青花馆收藏元青花，既有类似于青白釉的高钙石灰釉，透明度高，但是高温流动性大易使青花晕散，又有类似于枢府瓷的碱钙釉，乳浊，透明度差，不利于青花发色，指出成熟的元青花瓷釉应是介于两者之间。四是元青花钴料的特征。从元青花的发色特点说明钴料的用料情况。

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曹建文教授《景德镇元代青花瓷器形成的工艺技术基础及原因研究》指出，浮梁瓷局所在的景德镇，在元朝宫廷官府的重视下，白瓷技术在宋代青白瓷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磁州窑、吉州窑工匠也把成熟的釉下彩绘技术带到了景德镇。元代中期，先进的白瓷生产技术、成熟的釉下彩绘技术和西亚优质的进口钴料在景德镇水到渠成地结合到一起，这是景德镇窑在元代中后期能够创造出成熟青花瓷器的背景和原因。他认为，青花瓷器在元代景德镇的产生及成熟是元代中国文明与西亚文明交流的结果，是西亚优质的进口钴料与景德镇宋元高质量青白瓷制瓷技术及磁州窑、吉州窑成熟的釉下彩绘技术在景德镇融合的必然产物。

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研究中心熊露副教授《元青花钴料微区化学组成差异性特征研究》，采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EDXRF）对景德镇陶瓷大学博物馆馆藏元青花标本上子母线旋纹、主题纹饰等绘饰内容进行化学组成测定和数据分析，揭示元青花瓷绘饰所用钴料的微区化学组成特征差异性。结果表明：标本所用钴料为一类高铁低锰型矿料，含有一定量的Ni、As，符合进口矿料的特点；样品中子母线旋纹（Fe+Mn)/Co比例含量相较主题纹饰高，且离散性大；结合钴料模拟实验，证实元青花瓷主题纹饰应采用了工艺提纯后的钴料进行绘饰；结合文献实物等考证，推测元青花装饰内容已开始出现用料差异。该研究结果为元青花瓷的科技鉴定提供新的角度，同时可进一步为探索中国青花瓷绘饰体系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研究中心李其江副研究员《景德镇元青花火石红特征的科技分析》，通过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场发射扫描电镜结合同步辐射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分析研究元青花瓷火石红特征的形成机理，并以实验考古方法验证分析。元青花火石红呈色剂主要是α-Fe2O3，受制备工艺影响火石红处有外来熔剂组分的侵入，从而使火石红处在高温时多形成了少量液相，这是出现火石红的首要条件。Fe元素在火石红处有富集，但胎体有火石红处与无火石红处Fe2+/Fe3+相近，均接近1∶2。元青花火石红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胎体氧化及Fe2O3被还原阶段、Fe离子融入液相中并向胎体表面富集阶段、Fe2+被二次氧化及纳米级α-Fe2O3析晶阶段。实验考古验证了理论分析结果，并表明Fe2+的出现以及被二次氧化是形成火石红的必备条件，烧成过程中气氛环境决定了火石红的浓淡。实验考古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结果，并表明Fe2+的出现以及被二次氧化是形成火石红的必备条件，烧成过程中气氛环境决定了火石红的浓淡。α-Fe2O3的析晶是在降温时略高于1000℃开始，于800℃左右结束。

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王双超先生《海南南海博物馆馆藏元青花瓷器保护修复重点问题探讨》，报告了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受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委托，对馆藏39件出水陶瓷器，主要是元代瓷器，实施文物保护修复的情况。介绍了保护修复技术原则、宗旨、路线（清洗、脱盐、粘接、配补、修整、作色、补绘），重点探讨脱盐方式、海洋附着物的清理、历史修复痕迹的处理、作色尺度的把控、补配新材料的运用等问题。

景德镇陶瓷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研究生陈洪梅《元青花修复中的补配材料应用研究》，以景德镇陶瓷大学所藏元代青花缠枝牡丹云龙纹盘为例，从本体材质特征出发，通过适配性分析研究，确认适合补配元青花大盘的粘接剂为Hxtal(NYL-1)，补配材料为200目、800目、3000目氧化铝混合后掺入509粘接剂是最接近元青花工艺特点的补配材料。

印度尼西亚加查马达大学（Gadjah Mada University）教授Widya Nayati女士《有关印尼群岛东部地区元代陶瓷的空白探讨》，探讨贸易和地域文化的关系，强调季风对海上贸易的重要性。从现有发现看，东南亚出土的中国瓷器，推动了群岛当地文化的重塑。

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德瑞·康耐特、张然先生《元代青花瓷在西印度洋的贸易与发展：以霍尔木兹为中心》，对波斯湾南部地区伊朗和阿联酋等国库什、朱尔法和霍尔木兹遗址出土中国陶瓷器，以及英国杜伦大学威廉姆森收藏中国陶瓷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探讨西印度洋陶瓷贸易的变化趋势。认为在西印度洋地区贸易青花瓷质量多为上乘，也不乏质量一般的产品。基于这种高低质量互存的现象，提出中国青花瓷可能出现的生产模型，即匠户—役内—役外生产模式来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反过来又影响生产供给。指出龙泉瓷和景德镇青花瓷在外销贸易中此消彼长，青花瓷在龙泉瓷强势的外销背景下介入，从开始的一小部分市场份额逐渐成为贸易发展中重要的产品。

深圳望野博物馆阎焰先生《元代青花透过丝路走廊及漠北入中亚西去陆路传播的思考》，从元大都、济宁路、上都、阿力麻里古城、丝路沿线等地出土所见元青花，联系史料及河中地区遗存标本和伊朗收藏元青花的考察，探寻海上贸易路线之外的陆路元青花传播途径的轨迹。认为中国陶瓷，尤其元明景德镇窑器，进入中亚、南亚次大陆、伊朗高原、土耳其及地中海沿岸，应当有海洋贸易、郑和下西洋、外客船行的因素。陆路交通运输的移动和传播是不可忽略的，这条线的存在，尤其是高等级使节赏瓷的外输促进了元青花的流布。

高安市博物馆熊振东先生《浅论元青花高足杯》，结合中外馆藏资料从元代高足杯的源流、造型、纹饰、题材及制作工艺方面分析研究。瓷质高足杯始见于北朝，隋唐时期都有烧造，造型受罗马—拜占庭金银器物的影响。隋代的白釉高足杯与唐代、元代金银器材质高足杯的造型相近；而长沙窑高足杯是唐代南方地区高足杯的代表；宋代几乎看不到瓷质高足杯，金、银材质的高足杯数量较少；元代高足杯盛行，金、银材质的高足杯造型更多样化；辽代出现玻璃质高足杯；清代高足杯的特色是铜胎画珐琅，大号高足杯受西亚金、银器的影响，器型发生了明显变化。

北京大学高宪平博士《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出土元青花漏斗形器探析》，通过2012年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元末明初地层出土青花漏斗形器，结合同地层出土的其他遗物并与纪年资料等对比，判定其为元代青花瓷。指出该器中空，造型符合腰鼓“广首而纤腹”，推断为腰鼓的半截鼓腔。他认为，陶瓷腰鼓流行唐宋时期，以河南鲁山窑、广西永福窑最有名。随着制瓷技术和礼乐文化的对外传播，日本、朝鲜、越南等也生产造型相近的瓷质腰鼓。考古和文献资料表明，宋代以后陶瓷腰鼓生产式微，木质腰鼓以其轻便、音质清脆的特性成为上达宫廷、下至庶民的首选用器。落马桥窑址出土的这件器物可视为瓷腰鼓的最后一抹余晖。

南开大学韦思博士《元青花艺术审美研究》，从色彩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角度阐述蒙古族对蓝白二色的喜欢并非偶然，来源于地域环境、生活习俗，以及蒙古人民思想智慧与文化内涵。这种审美观念，影响了中国瓷器发展脉络，对世界瓷器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她认为，元青花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符号，色彩图案元素与其他语言符号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元素类型。在符号学视域下展开元青花艺术审美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传统艺术文化的内涵，推动中华民族陶瓷文化的传承。

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美术学院干道甫先生《元青花绘画的笔墨意蕴》，认为元青花瓷器以灵动、劲爽的的笔法写绘出不同题材的形象，辅以轻松、洒脱的晕染，结合成瓷工艺，创造出丰富的画面意蕴。元青花绘画主要受中国壁画、水墨画的影响，线条分长直线和短直线，起笔、收笔有力；鱼纹用淡墨绘染线条，突出鱼鳞；荷叶纹，双钩填墨，莲花用重墨，荷叶边缘用淡墨笔涂，荷叶的点、勾线、染能见到中国水墨画影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元青花研究三题》，探讨了元青花瓷器种类、生产年代、产品结构与生产模式。元青花瓷大体可以分为内销瓷与外销瓷两种类型。他回顾学界对元青花年代问题的争议，认为元青花出现的时间为14世纪三十年代左右，而其生产模式主要是以商品为目的的民窑生产，外销不及同期的龙泉窑青瓷。元代晚期出现了质量较高的瓷器品种，开启了景德镇制瓷业的新局面；但因处于初创时期，产量较小，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应理性看待元青花在对外交流中的地位，给予客观的评价。

复旦大学郑建明先生《大变局中的浙江元代制瓷业》，全面梳理浙江制瓷业的生产情况。浙江有东汉-南宋生产青瓷的越窑、东汉-唐生产青瓷与黑瓷的德清窑、东汉-南宋生产青瓷的瓯窑、东汉-宋元的婺州窑、北宋-元明生产青瓷的龙泉窑、南宋-元生产青白瓷、黑瓷、酱色瓷的天目窑。从地域看，浙江窑业从浙东、浙北向浙西、浙南转移，从造型、釉色取胜向以装饰取胜，产品类型丰富多样，总体上更加适应大众市场。

湖北省博物馆蔡路武研究馆员《湖北几件元代瓷器款识、成分、工艺等研究》的报告，在仪器检测基础上，从款识、成分、工艺三个角度对湖北省几件典型元代瓷器进行阐述：以崇阳玉壶春瓶、钟祥郢靖王四爱图梅瓶为例，借助科学仪器分析了纹饰、款识特点；以黄梅塔形盖罐、钟祥郢靖王四爱图梅瓶为例，借助仪器检测分析了成分；以具体实例从胎的坚硬程度、厚薄、杂质、釉面情况、底足处理等方面介绍元青花的工艺。并指出元青花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以及自身风格；受外销影响，在当时相当受人喜爱，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入明以后，元青花持续受人青睐。

中国国家博物馆胡朝辉女士《中国各地出土窖藏元青花初探》，对1965年至今发现的18处元青花窖藏和出土的百余件元青花瓷器，从纹饰、种类、窖藏主人、分布等方面系统梳理。

深圳博物馆郭学雷研究馆员《保定元代窖藏主人及相关问题的探索》，考察了保定窖藏瓷器的用途、装饰及埋藏地点，结合相关历史文献，推测窖藏主人为元末重臣月鲁不花，推断保定窖藏瓷器及明初皇族、功臣墓出土元青花梅瓶、大罐等，均应属浮梁瓷局为元顺帝定制赐赉瓷。

景德镇市市场监管局汤辉先生《陶大元青花博物馆精品元青花标本与国内外重要馆藏元青花之比较》，从造型、纹饰、铭文等方面将“求古归元”元青花馆藏精品标本与各博物馆所藏器物对比分析，阐述其背后的工艺、历史、美术价值特征。

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研究中心郁永彬副研究员从古瓷器数据管理系统技术展示与优势介绍、WEB前端页面使用介绍、数据管理后台使用介绍三个方面来阐述古陶瓷数据库的构建以及应用研究。古陶瓷数据库内含Nginx 、应用服务以及数据库三个部分，而数据库包括陶瓷样品信息和原料信息，其中，样品信息由样品描述（名称、编号、纹饰、底款）、分类特征（分类、窑口、年代）、图片信息（外观图片、显微结构图片）、物理性能（气孔率、烧成温度、胎体强度、色度、体积密度和吸水率）、成分信息（胎、釉、彩的化学组成）；原料信息包括原料名称、编号、化学组成等。他强调，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信息数据库将建成开放型数据库，呼吁其他相关古陶瓷研究单位共同参与建设和使用。

出席景德镇陶瓷大学博物馆元青花馆开幕式的专家学者现场交流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行源自于景德镇陶瓷大学知名校友、归然书院院长、元青花馆藏品捐赠者鲍杰军先生的捐赠。研讨会上鲍杰军先生做了《唤醒生命 再造活力》的演讲，讲述了收藏和捐赠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以生命体观理解元青花，探讨研究和利用元青花，特别是认为元青花的生命是永恒的，对元青花的持续研究才是不断让它创造生命活力的观点。他认为，元青花的生命正在跃迁：在元青花标本的收集过程中，将它们从若干个个体变成一个整体，引发了标本属性的改变，完成了元青花标本从古玩到样本的生命跃迁，打破封闭式的个人收藏模式，它的个人属性变成社会属性；开展元青花的学术研究，是对它生命价值的深入挖掘，同时也是它生命活力的呈现；元青花馆的建立，让元青花标本有了新的生命的载体，同时完成了一次从标本到文物的生命跃迁。他表示，后续将邀请从事元宇宙相关技术人员，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在文物的保护和开发中，将文物由物质形态转化为数字形态，可以让参观者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的艺术欣赏和体验。以数字形式让文物“活起来”，用数字化的方式讲述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