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次郎作“狮子留盖瓦（二彩狮子）”
1574年，日本乐美术馆藏品
一
尽管田中宗庆是自己的助手，但长次郎却不敢对其有丝毫怠慢，毕竟对方是千利休的儿子。他还记得1576年前后的一天，受人尊敬的千利休拜托自己烧制茶碗，并让田中宗庆从旁协助。
对于长次郎的文字记载不多，史学家推测他是出身于朝鲜半岛的制陶工，本业是烧制陶瓦。他所遗留的早期作品“狮子留盖瓦”，刻有“天正二年春依命长次郎造之”字样，直至今日仍保存于日本的乐美术馆。
日本人对于长次郎血统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当时朝鲜半岛的陶瓷烧造技术远超日本，室町幕府第十五代将军足利义昭所居的二条城于1569年落成，所使用的屋瓦便是由朝鲜人烧制。公元918年，朝鲜工匠以中国越窑青瓷的烧制技术为基础，在康津烧出高丽秘色瓷，我国北宋时期的官员徐兢曾出使高丽，盛赞“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制作工巧，色泽优佳”。但明代的曹昭显然不认同徐兢的看法，还在自己所写的《格古要论》一书中称“古高丽器皿，色粉青，与龙泉窑相类，上有白花朵儿者，不甚值钱”。
12世纪高丽翡色青瓷五瓣花形盏托
年代12世纪，宽17.8 cm
中国嘉德（香港）2013春拍
成交价：HKD 5,175,000（港元）
曹昭认为“不值钱”的高丽秘色瓷被后世称为“翡色瓷器”，中国嘉德（香港）于2013年举行的春拍活动中，那只成交价500多万港元的高丽翡色青瓷五瓣花形盏托，便属于此列。
朝鲜半岛工匠仿制中国瓷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朝，起初越窑青瓷是朝鲜匠人的模仿范本，而到了高丽王朝（918年-1392年）末期，他们又在景德镇枢府白瓷影响下烧制密质白瓷，李朝（1392年-1910年）时期的朝鲜制瓷匠人从未中断向中国同行学习的脚步。
高丽青瓷莲瓣钵
高 10.2
嘉德四季拍卖会第43期“长物心裁—清供冶置”场次
成交价：RMB 9,200
李氏朝鲜第四代君主、世宗李裪则对明代青花瓷情有独钟，不惜以高价从中国进口青花料，让本国全罗道顺天府的工匠开发出朝鲜青花瓷。而明宣德年间的釉里红瓷也给予朝鲜匠人灵感，促使后者在咸镜南道的永兴烧制出被称为“真红砂器”的辰砂瓷器。
虽说长次郎疑似来自于制瓷技术相对发达的朝鲜半岛，但后人普遍认为在与千利休相遇之前，他的日常工作只是烧制技术要求不高的瓦片。当时的日本，陶瓷烧造技术确实称不上完善，而且贵族阶层对中国瓷器的迷恋近乎疯狂，这种情况从那只龙泉窑青釉碗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便可见一斑。
足利义政
二
日本镰仓时期安元年间（1175年-1177年），权臣平清盛的嫡长子平重盛向南宋派去使者，将数目可观的黄金捐赠给“杭州育王”（一说今玉皇山），杭州的佛照禅师便将一只龙泉窑梅子青六瓣花形茶碗作为礼物回赠给平重盛。到明永乐时期，这只茶碗被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得到，但器物出现裂痕，足利义政便遣人出使明朝，希望能获取相似的器物，可未能如愿。中国工匠只能将那只花口碗以锔钉修补，使者将其送回日本之后，被足利义政赏赐给侍臣吉田宗临。
这只高9.6厘米、口径15.4厘米的梅子青茶碗，从海的那一边远道而来，被历任收藏者所珍视。它素雅、沉稳，虽然不会开口说话，但经阳光照耀而折射的光辉，却如同神灵的金口玉音般有股令人不容置疑的伟力；青瓷釉面就是一潭静谧且深不可测的湖水，波澜不兴却广阔壮美，毕竟它来自那古老、强大而又风雅智慧的中国。
尽管两国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都存在巨大差距，但日本一直试图与隔海相邻的“巨人”在精神世界身高等同。为此那年隋炀帝收到日本使节递交的国书时，丝毫未能感受到一个小国的谦逊，国书里“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样的字眼更是让他愤怒。这位西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倾尽国力浚修大运河的隋朝天子，当即叮嘱负责朝会礼仪工作的官员：“蛮夷书无礼者，勿复以闻！”
隔海相望的“太阳落下的国度”，广阔、浑厚而多彩，对部分日本人而言，却犹如一只无形而巨大的手掌，笼罩于“日出之国”之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中国瓷器的追捧。
蚂蝗绊
18世纪，针对那只打过锔钉的梅子青茶碗，日本人伊藤东涯特意撰文《马蝗绊茶瓯记》，描述其“以铁钉六钤束之，绊如马蝗”，这便是它的专属名称“蚂蝗绊”之由来。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当时“蚂蝗绊”的收藏者三井财团将它捐献给东京国立博物馆，以“世界上最著名残器之一”的美誉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日本带盖绳纹陶罐
材质为黏土，后内部漆金
约烧制于公元前5000年，大英博物馆藏品
三
中国瓷器的华美，长次郎自然知晓，但他数十年的陶瓦烧制经验，不足以支撑他复制出相似的器物。
其实日本的陶瓷烧造史并不短，其本土发现的绳纹土器可上溯至12000年前，但直到6世纪，当地仍普遍烧制未施加釉料的粗制土器“须惠器”。到7世纪后半期，经过人工施釉处理的绿釉陶器才在日本出现，而且据学者分析这一工艺进步很可能受惠于朝鲜半岛工匠的技术输入。而名闻遐迩的“奈良三彩”，则是日本匠人于8世纪受中国唐三彩的影响而烧制。
从8世纪末至11世纪，日本从中国进口数量不菲的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以及产自长沙窑的黄釉陶。由于日本贵族对于越窑青瓷的极度推崇，促使位于现名古屋近邻的濑户市一带的猿投窑反复试验，于10世纪初生产出外观接近越窑青瓷的灰釉陶。
13世纪初，加藤四郎将从中国学到的制陶技术带回日本，在尾张的濑户建窑创制“濑户烧”，这被日本史学界认为是本国“制陶技术新纪元”的开始。起初濑户窑将中国宋代黑釉茶盏作为仿制目标，14世纪烧制出造型与龙泉青瓷相似、呈色青绿的青瓷。至于日后以烧制青花瓷而著称的伊万里窑、鹿背山窑，也是日本工匠从中国学习陶瓷烧造技术后回馈故乡的结果，这也是为何当时这两家窑口的青花瓷与中国明代民窑青花极为相似的原因。
伊万里青花红彩花卉纹盖盒
而日本彩绘瓷更是可以看到中国陶瓷的影子，日本九州有田的柿右卫门家族以中国明末时期的彩绘瓷器为母本，抢先于本国同行烧制出彩绘瓷。今天的收藏家在拿起伊万里、九谷等地早期烧制的五彩瓷时，便会发现它们往往被打上“大明成化年制”的款识。
包括茶具、花瓶等品种在内的中国瓷器是如此受人欢迎，为此当千利休找到长次郎时，后者很可能缺乏足够的底气向对方做出承诺。但千利休并不希望得到中国瓷器的复制品，尽管自己对茶器的理解、茶道的参悟，不可能摆脱来自中国的影响，但无论是否他是在刻意与“中国”撇清关系，但日本的茶道与造物美学就此走向独立之路。
千利休
四
千利休的茶道师承于武野绍鸥，而武野绍鸥的思想受到村田珠光的深刻影响。
村田珠光被称为日本茶道始鼻祖，自幼出家的他将参禅与品茶活动融汇，提出“禅茶一味”的概念，以“谨、敬、清、寂”为茶道精神，开创出庶民意趣的侘茶，推崇日本本土茶器。千利休则将村田珠光的“谨、敬、清、寂”更改为“和、敬、清、寂”，致力于将茶道从上层阶级向民间普及。
千利休试图开辟一条与前人不同的陶艺之路，他尝试为构建属于日本自己的瓷之花园而努力，尽管对他来说，“瓷”仅仅是他所推广的茶道之载具。长次郎便是千利休聘请的园丁，花园主人指定了需要耕种的作物，园丁只需按照其吩咐辛勤劳作，便是尽了自己的天职，至于主人为何要这样做、“作物”收成之后能给大家带来什么，这并不是长次郎能考虑的问题。
为了推广自己的茶道理念，千利休选择依附于“战国三杰”之一、后来统一日本的军事家丰臣秀吉，于1582年成为后者的茶道侍从。就在三年之后，千利休为丰臣秀吉举行茶会，亲眼目睹了正亲町天皇赐予丰臣秀吉“关白”官位的过程。
千利休茶具图谱
长次郎难以理解千利休与丰臣秀吉之间的关系，他只知道自己根据千利休意愿烧造的茶碗开始被人关注。通常千利休会将绘有器型图案等信息的“型纸”交给自己，他便带领田中宗庆等人按图制作。流传至今、记载着千利休茶会活动的《利休百会记》记载，他于1586年举行了一场茶会活动，所使用的黑茶碗便是由长次郎烧制。
1587年，丰臣秀吉与千利休举行声势浩大的“北野大茶会”，无论是武士、商贾，抑或是常年在田间耕作的农民都可参与。志得意满的丰臣秀吉试图以此彰显自己的地位，同时安抚民心。
喧嚣热闹的“北野大茶会”，让千利休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也使他与丰臣秀吉之间的分歧日趋明显。
日本武士画像
五
1585年7月，丰臣秀吉就任“关白”，“唯诸事先经关白过问，然后奏闻天皇”，将朝廷实权紧紧握于手中。1587年，他即将结束日本战国时代的乱世，和平与统一近在咫尺。尽管自己战功赫赫，但由于出身卑贱，哪怕是成为“关白”，丰臣秀吉也担心自己难以服众，甚至那具有强烈侮辱性质的诨号“猴子”，也如同跗骨之蛆时不时被人提起。
丰臣秀吉对中国充满向往与欲望，他狂热地追逐华丽气派的茶具，这与若干年后那位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颇为相似，只不过乾隆不会像丰臣秀吉以黄金打造茶室。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一个大胆而危险的年头逐渐生发，那就是在统一日本之后，再攻占朝鲜，待朝鲜李氏王朝投降之后，以朝鲜为跳板攻打中国。
如果说隋炀帝时期，日本还试图与中国平起平坐，那唐朝的强盛、宋朝的精致都让日本为之折服，甚至心甘情愿将身姿放低到学生的姿态。而这一情况从元代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来自草原的蒙古人逐渐崛起，他们的领袖成吉思汗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声称希望蓝天下的土地都能成为族人的牧场，“日出之国”自然也不例外。成吉思汗之孙、大蒙古国第五任可汗、元世祖铁木真遣使日本，要求对方称臣纳贡，但多年来深受唐宋文化恩泽的日本人，拒不认可游牧民族是中原文化的正统继承者，断绝拒绝了那位不可一世的元朝开国皇帝。
日本名画《蒙古袭来绘词》
画作描绘了13世纪末蒙古进攻日本时的场景
铁木真显然无法容忍弹丸小国的倔强，便分别于公元1274年、1281年派遣远征军讨伐日本，让蒙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两次自信必胜的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元军不仅遭遇日本人的奋力抵抗，而且每一次远征船队都遭遇飓风袭击，这导致战事的胜利天平向日本倾斜，从而让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尝到失败的滋味。
“神风”让战果得以改写，日本人更加坚信自己的国度受到神佑，而对大海那边广阔陆地的态度也发生改变。丰臣秀吉试图征服中国的计划，只不过是日本人试图摆脱成为中国精神附庸的极端事例之一。
千利休对战争毫无兴趣，他只想将自己的茶道思想传播得更广，让暗合禅宗“本来无一物”美学观念的质朴本土茶具，成为贵族以及平民茶客手中的首选器物，这与丰臣秀吉追逐的豪奢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1589年，长次郎离开人世，而仅仅就在两年之后，与丰臣秀吉矛盾激化的千利休也被赐死，但长次郎与千利休共同开创的窑口却传承了下来，它的名字叫“乐烧”。1592年，也就是千利休被迫切腹自尽的第二年，丰臣秀吉发布命令出兵朝鲜，但直至1598年因病逝世，终身背负“猴子”称号的丰臣秀吉也未能征服朝鲜。
对于千利休而言，由他指导长次郎烧制的茶具建立了自己内心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借助茶与器来静观宇宙。如果说足利义政、丰臣秀吉将中国瓷器作为炫耀权势与财富的道具，那长次郎、加藤四郎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让本国民众精神有着更为本土化特质的物质凭依。可以肯定的是，中日之间的精神纽带，无论何时都不可能被彻底割断，正如唐朝时日本政治家长屋王所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