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的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南宋时期的瓷窑址，分布于现境慈溪市匡堰镇境内的寺龙口、低岭头、张家地、开刀山等地。这一带当时属余姚县上林乡。

20世纪80年代，浙江慈溪低岭头一带的窑址发现南宋窑址出土的灰胎乳浊釉青瓷，不见于北宋以前的越窑，而与汝窑同类产品十分相近，釉色以粉青为主，也有一些淡绿、半乳浊的"艾色"，即便是刻划花透明釉青瓷，也是凸显了耀州窑的装饰特色，与北宋越瓷存在明显的差异，于是称之为越窑的"低岭头类型"。1998年和1999年，低岭头西边的寺龙口唐宋青瓷窑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南宋堆积层出土的青瓷残片，制作工艺和外观特征与低岭头窑址遗存的基本一致。在相距不远的开刀山等地，也分布着类似的南宋青瓷窑址。    

虽然这是越窑衰落之后在越地设立的青瓷窑场，但是，其产品的总体风格明显不同于昔日的越窑。南宋人称之为"余姚窑"，并说"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而明代人则普遍将其视作"官窑"，明人李日华的《六研斋二笔》云："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    

低岭头类型"的南宋越窑是南宋时最先为朝廷烧制陶瓷器的窑口，是宋室南渡后设立的第一个州府一级的官窑。成书于开禧二年（1206）的《云麓漫钞》在谈及青瓷时说："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龙溪"指龙泉，"越"为"越地"的简称，而不是"越州"的省称，因为越州早在70多年前就改为绍兴府，"临安"为南宋都城，指代朝廷，三者分别为龙泉官窑、余姚官窑和郊坛下官窑，这表明，余姚官窑一直到南宋中期仍在烧造。    

南宋时余姚县烧造陶瓷器的情况，在《中兴礼书》中有相关记载，绍兴元年（1131）四月三日，"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绍兴四年（1134）四月十九日，"权工部侍郎苏迟等言：勘会近奉圣旨，陶器，令绍兴府余姚县烧造，余并令文思院制造……其竹木祭器，令太常寺画样，依例，临安府支破官钱，分下诸县依样制造，并于大礼前六十日一切足备，赴太常寺送纳。诏依"。四月二十七日，"礼部侍郎陈与义等言：……今来明堂大礼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画样，令临安府下诸县制造……诏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所用《三礼图》样制造"。同日，"工部言：据太常寺申，契勘今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其从祀四百四十三位合用竹木祭器，已令临安府制造。数内木太尊二十四只，今续讨论到依《周礼》、《礼记》、《仪礼》，其太尊系用瓦为之，合行改正。欲乞申明朝廷，令指挥两浙转运司行下绍兴府余姚县一就烧造瓦太尊二十四只供使。诏依"。七月二十八日，"礼部太常寺言：将来明堂大礼合用祭器等约九千余件，见今绍兴府烧造陶器，临安府、文思（院）制造竹木器等，将欲毕备，委实别无安顿去处，乞下临安府指挥所属，权令置库安顿。诏依"。    

《宋会要辑稿》也记载绍兴四年明堂大礼，"祭器共计七百七十一位，合用陶器：豆六十只，并盖，内十二只准备；簠十二只，并盖，内四只准备；簋十二只，并盖，内四只准备；尊五十只，内十只准备；罍五十只，内十只准备；椫勺一百只；登四百三十二只，并盖，内二十只准备。铜器……今来开坐到祭器名件并合创造，乞令太常寺图画样制，下两浙转运司，令所属州郡均摊制造。所有陶器，乞下绍兴府余姚县烧变。并乞于大礼前十六日起发赴太常寺送纳"。"陶器"在宋代通常指瓷器，"瓦器"才是陶器的专称。从"瓦太尊二十四只"、"陶豆、陶簠、陶簋、陶尊、陶壘、陶椫勺、陶登"共716只来看，朝廷祭祀所用陶瓷器数量并不多，从"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见今绍兴府烧造陶器"等记载中可以明确，当时宫廷用瓷的生产任务是下达到州府的，这有力地说明余姚官窑属于州府一级的官窑。    

有关余姚官窑烧造宫廷用瓷的活动，有两则史料可资佐证。其一是宋人熊彦诗的《应诏上皇帝陈利害书》，记载了南宋初期余姚官窑烧制御厨用瓷的活动。其云："左迪功郎特差温州瑞安县令主管学士（事）劝农公事兼监双穗盐场臣熊某谨昧死再拜献书于皇帝陛下……臣尚有得于耳目之间者，永嘉养兵置局，织造锦袍；余姚呼集陶工，还冶秘色；钱塘村落，辇致花窠。方陛下衣裳在笥，敝袴不假，则锦袍何用；日昊（昃）不食，土铡致膳，则秘色何求；诗书为园，仁义为圃，则花木何观。是必供奉之臣举其职而陛下不之知也。若此之类，臣愿陛下绝其萌，杜其微，一豪不以概下于宸衷，则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道已在陛下心术之间矣。"彦诗任瑞安县令在绍兴二年（1132）至绍兴三年（1133)，此是根据绍兴二年五月朝廷要求"言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的书所上，其中的"秘色"即为余姚县烧造的膳食用具，烧造时间当在绍兴二年或稍前。    

其二是宋人史浩的《祭窑神祝文》，曰："比者宪台有命，埏埴是营。鸠工弥月，巧历必呈。惟是火齐，造化杳冥，端圆缥碧，乃气之精。兹匪人力，实繁神明。是用奔走，来输其诚。有酒既旨，有肴既馨。惟神克享，大侈厥灵。山川辑瑞，日月降晶。俾无苦窳，以迄有成。"据考证，此祝文为史浩在余姚县尉任上所作。宪台，指御史台，南宋时也经常指路一级的提点刑狱司。“宪台有命”，表明此次烧窑是官府所命，“端圆缥碧”，所烧之物为青瓷。“鸠工弥月”，显然是临时性的烧造任务，仅一个月就完成制坯，即将入窑烧变。弥月不一定实指一月。史浩以县尉之职奉命监烧瓷器，史浩任余姚尉在绍兴十七年（1147）至绍兴二十年（1150）之间，故奉命烧瓷的时间也在此段时间内。这条记载有力地说明“低岭头类型"的南宋越窑是属于地方官府监控的州府一级的官窑。    

寺龙口窑址出土的尊、觚、炉、钟、器座等祭祀器与《中兴礼书》记载，绍兴元年（1131年）、绍兴四年（1134年）朝廷曾命越州、及余姚县烧制祭器相吻合的。

绍兴、杭州南宋城出土"御厨"款刻划花牡丹纹盘与寺龙口窑址牡丹纹盘的器形、纹样及装烧技法完全相同。就目前杭州凤凰山、乌龟山等窑址还未发现有"御厨"款牡丹纹盘的同类器，因此，"御厨"款刻划花牡丹纹盘应是寺龙口窑址的产品。证实了余姚县烧制御厨之物——秘色瓷记载。这些考古资料的发现，印证了上述文献记载，所以寺龙口窑址应是"余姚官窑"；是南宋早期宫廷用瓷的烧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