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时期的高永坚老师（高永坚先生的夫人谢雪筠女士提供）

1986年，我从广州美术学院本科毕业，紧接着到高永坚先生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后继续追随在先生身边工作，深受先生影响。至今，先生清高、豁达、执着的人格魅力，一直激励着我。

有一件事印象非常深，1986年年底，先生带着刚入门的我去迎接来粤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郑可先生。高永坚先生17岁时进入郑先生的工作室，做了7年学徒，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两位老人一见面，我立刻就感受到了他们之间亲密的关系。当时高先生61岁，郑可先生80岁，而我则29岁，师徒三代人在广州花园酒店共进晚餐。用餐期间，两位老人谈了很多，从饮食谈到餐具，从建筑风格谈到室内装饰，从香港谈到大陆，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谈到包豪斯，话题始终围绕设计与设计教育。我几乎一言未发，只顾用心地倾听，作为后学晚辈，能够一入门便亲耳聆听设计界两位德高望重的大师的教诲，实在是我的福气。其中关于设计实践的强调，包豪斯课程体系的引进与中国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建立等等，都是我今天还在努力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今天在考虑如何发展广州美术学院的设计教育时的借鉴。

有趣的是，在谈论这些话题的间歇，郑可先生时不时用带有五邑口音的粤语吩咐高先生：“阿坚，斟茶！”年过60刚从广州美术学院院长的位置退下来的高先生则忙不迭地端起茶壶。今天，我在带研究生的时候，时常想起这个场景，总希望能够延续师祖和老师的传统。

1986年，中国的现代设计教育还在起步之中。两位老人的谈论，却已经涉及到了其中极为深入的问题。当时，我还只是惊讶，后来，才慢慢认识到，其实，类似的谈话可能早已开始，也许早在1940年代，高先生作为学徒进入郑可先生柳州的工作室之时，甚至郑可先生1920、1930年代在欧洲留学和考察之时，也许已经开始思考其中的一些问题。

高永坚先生和他同代人一样有着不平凡的经历。1926年，他出生在广州一个铁路高级职员的家庭，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抗战爆发后的1939年，为躲避战争，父母将他和一个妹妹送去了南雄新田慈幼院。广州沦陷前夕，慈幼院整体搬迁到了广西桂林，随后高先生被选拔公费进入了桂林甲山德智中学。从广州到广西，是高先生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因为在广西，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郑可先生。

郑可先生是广东新会人，1927年至1934年在法国攻读雕塑和设计课程，学习陶瓷、玻璃工艺、金属工艺、家具、室内、染织等，在此接受了德国包豪斯设计理念。1937年，他再度赴法国巴黎，参观以“现代世界的艺术与技术”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郑可先生一直强调的设计思想，是要加强技术及工艺的研究，要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科技条件为艺术创作和设计服务。在广西柳州开设工作室，郑先生是要实现技术与艺术统一的包豪斯的设计思想，从此开始了现代设计与现代设计教育的探索。

可以说，高永坚先生就是这个探索所取得的一个成果。

1943年，高永坚先生中学毕业后到柳州跟随郑可先生学习雕塑和设计，当时一起拜郑可为师的还有后来的雕塑家尹积昌等人。高先生生性聪明，勤奋好学，深得老师的赞赏。

正是在郑可先生的工作室学习绘画、雕塑和工艺设计之时，高先生第一次听到了“包豪斯”，对欧洲现代设计有了初步的认识。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高先生随老师郑可回到广州，任职于广州黄图文化企业公司，继续跟随郑可先生学习艺术。

同年10月，又追随郑先生到了香港。郑可先生将工作室从柳州搬到香港九龙塘，主要从事广告、美术业务，提供工业产品及设备的设计，同时开设欧洲的现代设计理论和实践课程。这时期的高永坚先生一边继续师从郑可先生学习现代设计，一边在亚洲石印局担任总设计师，从事商标印刷设计。

艺术创作中的高永坚老师（高永坚先生的夫人谢雪筠女士提供）

从1943年1月至1950年5月离开香港，高永坚先生在广西、广州和香港等地，几乎一直跟随郑可先生。高先生对现代设计的理解，对包豪斯设计理念的推崇，建立中国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理想，也都来自于郑可先生。

30多年后重逢，师徒二人关于设计与设计教育的热烈探讨，由此看来，不过是1940年代郑可工作室里的一个延续。现在回想起这个，不觉唏嘘——这个延续，推迟了30多年。

在香港期间，高永坚先生加入了革命队伍。他的七个兄弟姐妹，几乎都在不同的时期参加了革命，两个姐姐在抗战期间牺牲，是革命烈士。高先生在香港以“虹虹歌咏团”的名义，联络、组织进步的文化青年、知识分子支持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与国民党在香港的组织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高永坚先生仍在香港，参与了绘制解放广州时悬挂在爱群大厦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他曾代表香港的32个社团，于1950年组织香港代表团回祖国观光，体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郑可先生的组织下，高老师和在香港的蔡里安、尹积昌、彭天暖等艺术家，集体创作了直径3米的毛泽东浮雕像送回祖国展览。由于频繁组织革命活动，高永坚先生的身份暴露。在一次大集会后被英殖民地当局逮捕，于1950年5月18日作为“不受欢迎的人”从罗湖口岸驱逐回中国大陆。

1949年底，郑可老师率蔡里安、尹积昌、高永坚、彭天暖等艺术家，集体创作的大型浮雕《人民领袖毛泽东》（直径3米），参加“劳军美展”

高永坚先生1950年从香港回国，到1963年3月调入广州美术学院任教。期间，他先后在华南文工团、南方艺术服务社(后改为广州人民美术社)、广州艺术陶瓷厂和广州雕塑工作室等单位工作，1953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学习陶瓷，毕业后被政府委派到佛山，召集民间艺人，恢复和振兴石湾陶瓷工艺美术。这些经历，设计与社会实践的关联，应该说，对先生后来的工艺美术教育改革，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拉坯师傅 陶瓷雕塑 1961年（高永坚先生的夫人谢雪筠女士提供）

当时的广州美术学院，刚从武汉迁来广州不久，原名中南美专，南迁之前设有中国画系、油画系、雕塑系。由于广东的民间工艺美术基础较好，陶瓷和染织工艺在广东具有深厚的地方基础，也是当时国家工艺品出口创汇的主要项目。

1958年广州美术学院迁至广州后随即成立了工艺美术系，开始招收陶瓷专业和染织专业的学生。1950年代末的中国，虽然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但工艺美术教育还是在发展和壮大。高永坚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广州美术学院，将石湾陶瓷产区成熟的技术工艺带进了学院。本来，高先生正可以由此开始设计教育的探索，可惜紧接而来的文革，仍然将中国的现代设计局限于工艺美术的狭义范围之中。

簪花女郎 陶瓷雕塑 1954年（高永坚先生的夫人谢雪筠女士提供）

1980年代，改革开放，经济搞活，广东作为前沿阵地，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经济的发展，激发出了社会对广告设计、包装设计、室内设计、工业设计等各类设计人才的需求；思想的解放，引发了国人对西方思想的学习热潮。

1982年4月，由文化部和轻工业部联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备的“全国高等院校工艺美术教学座谈会”在北京西山召开，广州美术学院出席代表有高永坚、李立基、尹定邦、金景山、谭畅、蔡克振和吴华先等老师。座谈会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先生，高永坚先生是副组长。这次会议提出了要有组织地开展工业设计教学研究与交流活动，推进我国工业设计教育事业的发展。要面向社会、参加社会实践，教育为社会提供服务，促进我国工业设计事业的发展。对高先生而言，这次会议，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国的现代设计教育迎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时期，先生洞察到了工艺美术教育改革的时机已经来临。

“全国高等院校工艺美术教学座谈会”代表合影，1982年4月，北京

照片中有：郑可（第2排左起第9）、高永坚（第2排右起第6）和蔡克振、李立基、 尹定邦、金景山、谭畅和吴华先等老师（李立基老师提供）

在中国最需要发展设计的时候，深受郑可先生熏陶而接受包豪斯设计理念，要建立中国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高永坚先生担任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后又担任院长，可谓正逢其时。不仅对广州美术学院的发展影响深远，对整个中国的设计教育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

这个转变，是从美术向设计的转变，是从工艺美术向现代设计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高永坚先生从学校的层面上，以行政的方式保证在政策上、经费上和一切可能的条件，大刀阔斧地进行工艺美术教育改革和建构现代设计的教学体系。

首先是“师资建设”： 1982年，引进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5位应届毕业生，同时，将工艺美术系毕业的5位研究生留校任教，并继续招收设计史论、室内设计、插画艺术、工业设计等设计专业的研究生，引进了研究美国史的王受之老师等，目的是建立适应现代设计教育的师资队伍；二是“专业设置”：在原有的工艺美术专业基础上创办设计专业，1980年招收的本科“陶瓷装潢综合班”是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教学改革的转折点，这个综合班实际上是广州美术学院的第一个工业设计专业班。

1983年，正式以“工业设计”专业目录招生，第二年开设了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三是“课程改革”：大胆改革基础课教学，由时任工艺系系主任的尹定邦老师领军，全面引入“三大构成”，并推广“工业设计史”、“设计素描”、“材料学”和“市场营销”等课程作为设计基础课，覆盖到当时工艺美术系的所有专业；四是“理论研究”：从1983年起，由王受之老师编写教材并主讲，在工艺美术系各专业开设“工业设计史”课程，成立了“工业设计研究室”，构筑现代设计的史论课程及理论研究框架；五是“实践教学”：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各专业建立了相应的工作室，如模型工作室和金工机械车间等。同时，支持创办改革开放后广州美术学院的第一个校办设计企业——集美公司，率先走出一条设计教育产、学、研结合发展的道路。

1982年9月至1983年1月，广州美术学院举办全国医药包装装潢第一届培训班，培训班的主要课程为“三大构成”

前排左起：1、高志，2、蔡克振，9、应梦燕、11、刘露薇，第二排左起：2、尹定邦，3、李立基，4、高永坚，5、郑餐霞，6、胡一川，7、吴表凯，第三批右起：1、刘达銮（高永坚先生的夫人谢雪筠女士提供）

以上五个环节的改革，基本上改变了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教育的专业格局和教学模式，国内各美术院校对此褒贬不一，而广州美术学院就是在高永坚先生的带领下，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中完成了从工艺美术向现代设计教育迈进的第一步。

1989年，广州美术学院的装潢专业、工业设计专业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从工艺美术系分离出来，成立了广州美术学院设计艺术系。1997年，工艺美术系与设计艺术系合并，建立了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分院。

1995年，广州美术学院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教学成果汇报展，工艺美术、环境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和视觉传达设计等专业的教学及设计成果，引起了社会及各院校的极大关注。这次展览，标志着广州美术学院已经形成了有异于其他院校的设计教学体系；标志着由高永坚先生奠定的广州美术学院的工艺美术教育改革，经尹定邦等老师的继承和发展，已经完成了从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教育的转型。高永坚先生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

每当我回顾起这段自己亲身经历的改革过程，内心总是充满着对高永坚先生特有的政治智慧和学术毅力的敬佩。先生作为教育家，他是广州美术学院设计教育的开拓者，作为工艺美术大师，他又是中国工艺美术和现代设计事业的先驱者。

文图来源︱《美术学报》2013年04期。原标题为《高永坚先生与广州美术学院的设计教育》，本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介绍︱吴卫光，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博士，2010年至2018年担任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