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bjørn Kvasbø

艺术是一种创造力，是一个自我创造的过程。

——Torbjørn Kvasbø：

2023年，这位生长在极寒之地的陶艺家来到景德镇，用动辄几千、甚至上万件的瓷盘、瓷瓶进行装置艺术的创作，这种强大的体力劳动，是他与材料互相成就的美好体验，他坚持自己完成，身形削瘦的他，将自己隐藏于作品中，充满力量，和态度。

托比恩现任国际陶艺学会（IAC）主席，他以自身丰富的艺术实践为艺术家们提供参照，帮助年轻会员找到自己的目标、职业认同以及适合的工作方式，增加个人的辨识度，给予他们更高的平台、更多的机会、更多逆境中的帮助和鼓励。

因此，两届景德镇国际陶艺双年展，托比恩都身兼策展人和评委，从全世界48个国家的征集作品到27个国家的260件入选作品，涵盖全球陶艺家多元的创作与观念，容纳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不同媒介的艺术表达，也窥见了年轻一代陶艺家的成长，他认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吕品昌校长通过规模空前的双年展把全世界的陶艺家聚集在一起，展示当代艺术实践成果与现象，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发掘、关注年轻人的艺术成长，在当代陶艺发展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托比恩对获得“景蓝奖”的作品《霜翎》也给出了高度评价，“它超越了不可能与可能，将中国传统的青花瓷艺术与当代艺术观念进行结合，呈现效果非常的新奇。在空间中的悬挂展示效果和地上的白色沙粒、陶瓷叶片相互呼应，形成映照，带给我极大的视觉震撼，我很喜欢这件作品。”

基于双年展的评审原则，他认为，艺术的评判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可以在公开、公正、民主的前提下，增加交流、讨论的部分，评委的观点和经验相互影响，产生一些思想上的转换，形成自身艺术评判体系的发展。此外，参展艺术家们也要在这一国际陶艺的高端平台上，充分发挥能量场优势，交流、探讨，这种交流无分对错，是横向的借鉴吸收融合。

身处双年展这样一个巨大的场域里，大众看到的不仅是作品，更是一个个艺术集，一群鲜活的个体，包括他背后的情绪，以及他对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认知和反应。

作品不仅是展示自我，更需要交流，成为我们了解这个时代艺术进程的基本方式。假如仅仅是把作品交付参展，没有有效的对话和交流，作品犹如独立散落的碎片，其意义是相对狭隘的。托比恩认为，双年展的重要意义是交流，是“和而不同”，让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不同观念的作品集合在同一场域里被看到、被讨论。他还建议双年展应该建立这样的制度，两年内，为获得金奖的艺术家提供被邀请到世界各地进行创作、交流、驻场的机会，使双年展产生更大的当代价值，成为艺术能量的传递和扩散。

托比恩是20世纪70年代挪威当代陶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一直致力于陶瓷材料语言的探索实验和当代陶艺理念的创造性转化。

在景德镇，除了大型装置艺术，托比恩还尝试用白瓷、青瓷或闪光釉等西方没有或稀缺的材料工艺进行创作，“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我已经知道的，已知的成功经验已经过去了。现在，我想要用宋代的经验去做今天的东西，进行情感的抒发和表现，如果我这样做了，我的今天就也成为历史了。”显然，托比恩具有艺术家对传统清醒的认知和一种客观的感知，他希望用历史中最好的那些瞬间成就今天的创作。

对于年轻人，他认为在作品上进行试验、试错是非常好的手段，可以从这种试错当中获得自己想求证的结果。懊恼沮丧、挫折困顿都成为推动自己继续前行的动力，只有不断尝试，从错误里学习，才能接近成功。

每个人的作品都是自己的私人文学，无法由他人代笔。艺术家所掌握的工艺和思想都是无法也不能分开的，艺术家的表达形式、材料语言、工艺技术以及创作过程是一体的。作者和材料之间是有交流的、有对话的，他把自己的理念、思想都糅进与材料对话的过程，材料则会给予作者新的反馈和知识，成为后续创作的前置。这一过程是动态的，艺术家从材料中获得启发，用启发引导表达能力，这是一种转换的过程。

执着于工匠情结，是没有这个转换过程的，缺失了这一环节，也许只会制作出装饰品，失了艺术的生气与趣味。

传统，不仅存在于历史，更隐藏于当下的创作中。托比恩携着传统一路走来，以传统作为尝试新事物的背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总是传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脱离传统，于我而言，传统不是僵化的过去式，它是正在发生的，不断变化的时态，而我一直在传统中增添元素。”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更新传统，传统是在生长的、它会不断生发，会有新的感觉、新的机会、新的经验产生，甚至托比恩自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传统，身上的动线不断改变，从过去走向未来，这是一种活态的、生长的过程。

古稀之年的托比恩丝毫不在意年龄，他甚至刻意忽视年龄的变化，一如诺拉·奥克斯所说，我没有因年龄踌躇，只要我还有思想并且健康，年龄对我来说就只是数字。托比恩幸运地找到了一件使他整个生命充满激情的事业为之奋斗，努力突破自己的极限，尽力做好每一件作品，去攀登更高的山，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到达未至之境，永不厌倦。